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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报告常见问题探析——以污水监测为例

2021-04-08

一、环境监测报告是什么

环境监测是指运用化学、生物学、物理学及公共卫生学等方法，间断或连续地测定代表环境质量的指标数据，监视环境质量变化的过程。

环境监测的目的是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环境质量现状及发展趋势，为环境管理、污染源控制、环境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环境监测可按其监测对象、监测性质、监测目的等分类。按监测对象可分为水质监测、空气和废气监测、土壤监测、固体废物监测、生物污染监测、声环境监测和辐射监测等。其中，水质监测是指对水环境（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和近海海水）、工农业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等的水质状况进行监测。按监测性质分类，可分为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监测。按监测目的分类，可分为监视性监测、研究性监测、特定目的监测，如污染事故监测、考核验证监测、咨询服务监测等。

环境监测报告是指具有资质的监测机构，按照有关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运用物理、化学、生物、遥感等技术，对各环境要素的状况、污染物排放状况做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后得出的数据报告和书面结论。根据《环境行政处罚证据指南》（环办〔2011〕66号），环境监测报告是认定被检查人是否违法超标排放污染物的必要证据，因此在行政执法中举足轻重。

二、被检查人如何对待环境监测报告

环境监测报告在证据类别中属“鉴定意见”，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证据须经法庭审查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实践中，被检查人很少对监测报告提出质疑。原因有二，一是被检查人不敢得罪生态环境行政部门。环境监测报告是生态环境行政部门下属机构环境监测站或由其委托的第三方社会化监测单位出具，报告结论代表了生态环境行政部门的意见；二是被检查人很多并非环境专业机构和人员，无法识别监测报告中存在的问题，无法提出质疑。所以，实践中，在处罚金额不大的情况下，很多被检查人不会对监测报告提出质疑，而是选择认罚。但如果处罚金额大，被检查人可能不得不行使听证权、复议权和诉讼权。

2019年笔者代理了东莞首例按日计罚听证案。笔者代理的东莞某公司因废水多次超标被处罚多次，但此前的处罚因金额不大，该公司均认罚。2019年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发现该公司连续超标，拟对该公司按日计罚660万元。如果该公司继续认罚就意味着该公司面临破产，该公司犹豫再三最终决定申请听证并委托笔者参加听证。笔者研究案情后发现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拟按日计罚依据的《环境监测报告》存在问题，提出本案不应按日计罚。东莞市生态环境局采纳了笔者的意见，将按日计罚660万元改为按次处罚60万元。

在海南桑德水务有限公司诉海南省儋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纠纷案中，2014年6月16日儋州环保局依据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具的琼环监字[2013]第153号《监测报告》对桑德水务公司作出47号行政处罚决定，罚款177719元。桑德水务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47号处罚决定。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儋州环保局未能提供采样记录或采样过程等相关证据，无法证明其采样程序合法，进而无法证明送检样品的真实性，直接影响监测结果的真实性。因此，儋州环保局在没有收集确凿证据证实样品来源真实可靠的情况下，仅以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具的153号《监测报告》认定桑德水务公司超标排放废水，主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撤销47号处罚决定。儋州环保局不服，上诉至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由于153号《监测报告》的取样程序违法，不能作为认定桑德水务公司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事实的主要证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以上案例均针对环境监测报告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得到支持，但这样的案例在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非常少见。

三、环境监测报告常见问题

如上所述，环境监测对象有水质、大气、土壤、固体废物、声环境、辐射等。生态环境部针对不同的监测对象先后颁布了多个监测技术规范、如污水监测技术规范、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等等。本文仅以最常见的污水监测为例，探析环境监测报告中的常见问题。

1.监测机构监测人员无相应资质

环境监测机构及监测人员具备相应资质是保证监测数据和信息准确可靠的基础，也是环境监测报告具有合法性的前提。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 检验检测机构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应当取得资质认定。《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第十条和《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制度》第二条、第十二条规定，环境监测报告必须是由经国家、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部门考核认证，取得上岗合格证的监测人员作出。即环境监测机构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必须有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资质），环境监测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在笔者代理的东莞某公司诉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诉讼案件中，关于资质问题，笔者发现问题还不少。如，有的监测人员的《校准/检验检测能力证》没有载明发证日期；有的虽载明发证日期但已过期；而更多的是监测人员的证件并非广东计量协会颁发，而是监测机构自己颁发。这样的监测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2.监测点位或采样点不合法

从不同的监测点位对污染物取样，监测结果一般会不同，甚至差异很大。因此，为保证监测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需对监测点位作出规范。以污水监测点位为例，根据《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应在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如车间有预处理设施的，应在预处理设施的出水口设置监测点位；如对污水实行集中预处理，则在集中预处理设施的出水口设置监测点位。现场采取水样也应遵循该原则。在吴川市裕邦皮革有限公司（下称“裕邦公司”）诉湛江市生态环境局行政诉讼再审案中（案号：[2020]粤行申60号）,广东高院查明2018年5月7日茂名环保监测站工作人员取样时因无法在车间或者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采样，就在废水排放口之前的废水收集池取样，因此，认定茂名环保监测站的取样地点不合法。

3.采样方式采样频次不合法

采样方式主要有瞬时采样和混合采样两种。《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第6.3.2条规定，当排污单位的生产工艺过程连续且稳定，有污水处理设施并正常运行，其污水能稳定排放的（浓度变化不超过10%），瞬时水样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可用瞬时水样的浓度代表采样时间段内的采样浓度。混合采样又包括等时混合水样和等比例混合水样两种。当污水流量变化小于平均流量的20%，污染物浓度基本稳定时，可采集等时混合水样。当污水的流量、浓度甚至组分都有明显变化，可采集等比例混合水样。

关于采样频次，《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第6.3.2条规定，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证、相关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意见、其他相关环境管理规定等对采样频次有规定的，按规定执行。如未明确采样频次的，按照生产周期确定采样频次。生产周期在8h以内的，采样时间间隔应不小于2h；生产周期大于8h，采样时间间隔应不小于4h；每个生产周期内采样频次应不少于3次。

在上述裕邦公司诉湛江市生态环境局行政诉讼再审案中,争议焦点之一就是该案瞬时采样是否合法的问题。广东高院认为，执法监测采瞬时样是有前提条件的，需要证明排污单位的污水稳定排放。在本院组织的听证调查中，湛江市生态环境局主张执法监测通常都采瞬时样而无须判断被检查人的废水是否稳定排放，明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对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作出的环办水体函〔2019〕503号《关于医疗废水监督性监测采样频次和分析方法等有关问题的复函》第3点“《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规定：‘排污单位如有污水处理设施并能正常运转使污水能稳定排放，则污染物排放曲线比较平稳，监督监测可以采瞬时样’。”据此，认定湛江市生态环境局违法。

4.样品采集过程不合法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第6.5条规定了样品采集程序，主要有：

采样前要认真检查采样器具、样品容器及其瓶塞（盖）是否完好。注意用于微生物等组分测试的样品容器在采样前应保证包装完整，避免采样前造成容器污染。

采样前先用水样荡涤采样容器和样品容器2～3次。

对不同的监测项目选用的容器材质、加入的保存剂及其用量、保存期限和采集的水样体积等对照监测方案采集样品。

采样完成后应在每个样品容器上贴上标签，标签内容包括样品编号或名称、采样日期和时间、监测项目名称等，同步填写现场记录。

在笔者代理的东莞某公司诉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多宗行政诉讼案中，监测机构采样存在多个违法行为，主要有：没有按规定冲洗采样容器、没有按规定单独定容采样、没有按规定取足采样量、没有按规定加入保存剂、没有在每个样品瓶上按规定内容贴标签、没有按规定进行样品交接、甚至现场采样人没有持证采样，等等。

5.样品交接不合法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第7.2条规定，样品交接现场监测人员与实验室接样人员进行样品交接时，须清点和检查样品，并在交接记录上签字。样品交接记录内容包括交接样品的日期和时间、样品数量和性状、测定项目、保存方式、交样人、接样人等。

样品交接不合法，也将影响监测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笔者代理的原告东莞某公司诉被告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诉讼一案中，被告提交的证据《监测报告》中的“交样清单”载明样品交接时间是2019年5月9日8:37（电脑自动生成）且有收样人梁某某签字确认收样日期为“5月9日”，但监测结果显示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PH值、总氮、氨氮、总磷、六价铬7个监测项目中的5项在样品交接前就出结果了，明显造假。

6.《监测报告》没有送达被检查人

执法实践中，如果监测结果显示被检查人达标排放，生态环境保护部门一般不会将《监测报告》送达给被检查人，但在超标时会将《监测报告》送达被检查人，甚至超标也不送达。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环境行政处罚证据，主要有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和计算机数据、当事人陈述、监测报告和其他鉴定结论、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等形式。证据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证据的规定，并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可见，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先查证属实后才能采信《监测报告》，将其作为认定被检查人实施违法行为的证据，即生态环境部门对应否采信《监测报告》作为证据负有审查职责，而保障被检查人对《监测报告》的知情权、异议权不仅有利于行政机关对《监测报告》的效力作出准确判断，而且是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监测报告》不仅是生态环境局认定被检查人实施环保违法行为的关键证据，且《监测报告》的结论还可能导致相关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基于正当程序的要求，生态环境部门不仅应该依职权对《监测报告》进行严格审查，而且在决定是否采纳《监测报告》作为执法证据前应将《监测报告》送达给被检查人并听取被检查人相关意见，保障其充分行使陈述、申辩权利。

生态环境局获得《监测报告》后如果未送达被检查人并听取被检查人的意见，而直接采纳《监测报告》作为主要证据，程序违法。

结语：

随着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全球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环境监测技术特别是自动监测技术的快速发展，环境监测的对象越来越广，监测范围越来越大，监测项目越来越多。但无论技术多么发达，环境监测报告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监测数据的准确、客观、真实。实践中，环境监测报告的问题其实远不止以上所列，还可能出现在水样的运输、水样的保存、水样的预处理、环境样品标准等环节。任何一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监测结果的不准确。因此，只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规范执行并对违规行为、特别是对人为造假行为予以严惩，才能实现环境监测报告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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